中国儒家学派探究到极处，不过心性之学与实践之学两大派。

大凡汉唐更重视儒家的实践之道，所以虽开盛世而少著作流传；宋明更重视心性之学，所以圣人满街走，却无关国家的兴亡。清朝初期实学复兴，但因为文字狱的出现，最终导入考据之学；清朝末期，理学家提倡躬行实践，因为西学东渐和清朝灭亡，此运动也中止。共学出自儒家的实践之学，而又反过来批儒，实践之学起，又辅以黑猫白猫论，经济繁荣而人心日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三千年学术的大概路径。

清初实学的兴起，实际就是对心学与理学的清算。但又为了躲避文字狱于是转入考据学的道路。考据学兴起，清儒也就只有不堪了。

唐鉴曾国藩他们的兴起，不但是清朝政治的最后一搏，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搏。政治上延缓了清朝的灭亡时间，却没有能够阻挡清朝的最终灭亡。学术上延缓了儒学的衰败，但最终没有阻挡儒学的衰败。他们努力了，但终于还是没能回天。

唐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学宗师，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多大建树，但在儒学实践上还是有很大的成果。他培养的一批学生，也许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批儒家政治团队，正式由这个团队完成了咸同中兴的一时辉煌。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也足以证明儒学不是空谈之学，而是有用之学

我认为我朝儒家更应该继承清初实学因为文字狱干扰的所造成未成之业，同时学习清末理学家的躬行实践既有经验，根据我朝的客观环境，开出我朝新的今儒实学。五四清理的确实比较彻底，我们在百年之后，主要不是再去如何的更进一步地清理下去，而是要在大清理后,更冷静地思考要从传统中继承什么、建设性的复兴什么。

井可修，不可废；鼎可覆，不可毁。清儒对性理之学的反思，确实是值得借鉴的。他们虽然没有多大建树，但责任在于满清的制度，不在当时的学者。因为不满满清，把一代学者的思考和努力都否定掉，显然有点太过。由性理返归实学，是清朝儒学最大的贡献，清初主要是学术的探讨，所以出现了顾王孙黄诸大家；清末主要是儒学在复兴中的实践与运用，所以出现了唐倭曾胡众贤俊。清朝儒学，中间盛世一段，基本不足取，主要是在草创时期，借鉴明末遗老的反思之得;在晚末时期，借鉴中兴诸大家的实践经验。

由唐而宋，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变局，宋显然不同于唐。唐朝儒家在学术上只是述古，基本没有多大建树。宋朝诸大儒横空出世，主要是经过数代努力，完成了性理之学的创制；明朝则是在两宋基础上对性理之学的普及和深化，甚至异化。清朝则是对宋明性理之学空谈误国的反思。我朝儒学，显然继承清朝儒学血泪反思的既有成果，要比废万里长征而重征军，回归唐宋要省许多力气。我也很反感清朝，也很同情清朝的儒家的不堪环境。但对清朝的儒家的艰苦探索，我不仅仅是同情，而且还有点敬佩。明末遗老们在亡国之疼中大反思所得和清末诸杰在挽救危亡中的实践所得，都是真学问，真工夫，非明儒在太平环境下思考所能比。清朝儒学，在中间盛世一段，基本一无可取。只有两头可取。前一头因文字狱而中止；后一头因西学东渐而中止。继承其硕果，而宽恕其不堪就是了。果真使明末遗老的学术，在我朝有所光大，清末诸杰的实践工夫，在我朝能建新功，则我朝儒者应该可以不负于宋明、不负于汉唐。

因为恼恨清朝禁锢导致清朝学术的长期不兴，而整体否定清初一代儒宗和清末一代豪杰的艰苦反思和探索，虽然激情豪迈，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