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哲学，翻译自西方的Philosophy，于1900年前后在中国学界逐渐流行。 PhilosophybMetaphysics），其以此岸和彼岸的划分为主题，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主要内容。于是，由于哲学5PhilosophyB与的对应关系，哲学就被定义为形而上学，其主要内容应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这种定义，也多被视为所谓哲学的当然之论，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

以追根究底的态度，仍需追究此种当然之论之所以然。首先，此种哲学的当然之论，应该对应于1900年以前的pHilosophy，亦即西方传统哲学。其次，西方传统哲学之所以成为形而上学，乃源于一种永恒的信念。正是源于这种永恒的信念，西方传统哲学构建了永恒之彼岸，并以其为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西方人缘何需以永恒之彼岸为其安身立命之所？概因人有生死。人之生，是为有限；人之死，则为无限。人必以有限之生追求死后之无限，并依据能够达成死后无限之要求来指导和规范人生。西方传统哲学建构了永恒之彼岸，人或可于死后到达彼岸，从而获得种死后之永生。

人有生死，人必以有限之生追求死后之无限，这或许就是人的本性。出于这种本性，必有某种探讨死后无限的学问。西方传统哲学所建构的形而上学，就是这种学问的代表之一中国亦有此种探讨死后无限的学问，但与西方永恒彼岸之永生不同，中国探讨了一种基于现世的永垂不朽，即一种永续。

依据如上所以然之论，人有生死，是有哲学。哲学探究死后无限的问题，为人找寻安身立命的根据。于是，与所谓哲学的当然之论不同，哲学是一种关乎安身立命的学问。西方建构了永恒之彼岸，并以其为安身立命之所，是为一种哲学；中国探讨现世之永续，并以其为安身立命之道，亦是一种哲学。同时，西方自上帝死了以后，基于现世的安身立命的探讨也仍然是一种哲学的努力。

人有生死，是有哲学。哲学是关乎安身立命的学问。依此哲学的所以然之论，是可使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这样的术语。囿于哲学的当然之论，试图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建构形而上学，以成就所谓中国哲学，这就难免要遭受“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而基于哲学的所以然之论，就可以平实地审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不同传统。基于这样的审视，就可以消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关乎安身立命的学问，但却有其不同的传统。西方传统哲学关注永恒之彼岸，则其精神是超越的、宗教的；中国哲学关注现世之人生，则其精神是现世的、历史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题是此岸和彼岸，于是建构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诸子各家于是各有主张。

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孔子求其个人与社会之统一，老庄注重保全个人，墨子则注重改造社会。孔子、老庄墨子的主张，就是儒家、道家、墨家的代表。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有其不同的传统虽然差异巨大，但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二者非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反而于西方现代哲学而言，其于，上帝死后基于现世的探讨，更需要借助中国哲学在现世之中的智慧。

基于这样的对比，中国的文化自信就可以得以确立。虽然如此，仍然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加以检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进展，一般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来代表其发展的阶段。从各个阶段的关联来看，两汉经学可视为相对于先秦子学的一种统一，宋明道学则可视为相对于儒、道、佛三教并立的一种统一。就经学而言，其所面对的六艺九流之学，本身即是同源一体。而道学援佛入儒以排佛，实则自相矛盾。

宋明道学曾在清代受到广泛的批评和质疑。道学援佛入儒，多被认为杂袭佛老而异于孔孟之学；道学言心言性，则多被视为空谈坐论而无益经世致用。清代学者于是回溯传统思想，由道学之反动而至两汉经学，由经学之反动而至先秦子学。

但是，民国在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却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反清复明”。由于在政治和思想上承继所谓道统的需要，清代学者对道学的批评和质疑直接被斥为反动。而道学言心言性，则被视为精微的义理之学。此种义理之学，亦被认为可以契合于西方的所谓哲学，于是成为建构所谓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这种中国哲学，囿于所谓哲学的当然之论，以中国的义理之学比附西方的形而上学，则其合法性本身即成疑问。就精神而言，以中国比附西方，即以西方为圭臬而必有高下之分。既有高下之分，则学者念兹在兹的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而学者以承继道统自命几乎就是缘木求鱼。

虽然如此，由于政治上（孙文zhuyi）承继道统的需要，以道学之义理比附西方之形而上学以建构“新宋学”，却也成为一时之风尚。与此同时，一种马克思传入中国，其无私之精神，以及对改造社会之关切，颇可契合于中国的墨学。这种马克思。

zhuyi-与中国的墨学相结合，于是就成为了“新墨学”。

在民国时期，思想与政治紧密相关，实际上并不存在思想与政治的所谓“双重变奏”。

“新宋学”与“新墨学”不仅在思想上相互对立，而且在政治上相互对决。以中国传统的治乱循环来看，墨家适合于战乱统一，道家适合于休养生息，儒家则适合于稳定治理。“新墨学”在民国的战乱中实现国家的统一，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一种休养生息，则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犹有赖于儒学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