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中国儒家学派探究到极处，不过心性之学与实践之学两大派。
大凡汉唐更重视儒家的实践之道，所以虽开盛世而少著作流传；宋明更重视心性之学，所以圣人满街走，却无关国家的兴亡。清朝初期实学复兴，但因为文字狱的出现，最终导入考据之学；清朝末期，理学家提倡躬行实践，因为西学东渐和清朝灭亡，此运动也中止。共学出自儒家的实践之学，而又反过来批儒，实践之学起，又辅以黑猫白猫论，经济繁荣而人心日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三千年学术的大概路径。
清初实学的兴起，实际就是对心学与理学的清算。但又为了躲避文字狱于是转入考据学的道路。考据学兴起，清儒也就只有不堪了。
唐鉴曾国藩他们的兴起，不但是清朝政治的最后一搏，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搏。政治上延缓了清朝的灭亡时间，却没有能够阻挡清朝的最终灭亡。学术上延缓了儒学的衰败，但最终没有阻挡儒学的衰败。他们努力了，但终于还是没能回天。
唐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学宗师，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多大建树，但在儒学实践上还是有很大的成果。他培养的一批学生，也许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批儒家政治团队，正式由这个团队完成了咸同中兴的一时辉煌。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也足以证明儒学不是空谈之学，而是有用之学。
我认为我朝儒家更应该继承清初实学因为文字狱干扰的所造成未成之业，同时学习清末理学家的躬行实践既有经验，根据我朝的客观环境，开出我朝新的今儒实学。五四清理的确实比较彻底，我们在百年之后，主要不是再去如何的更进一步地清理下去，而是要在大清理后，更冷静地思考要从传统中继承什么、建设性的复兴什么。井可修，不可废；鼎可覆，不可毁。清儒对性理之学的反思，确实是值得借鉴的。他们虽然没有多大建树，但责任在于满清的制度，不在当时的学者。因为不满满清，把一代学者的思考和努力都否定掉，显然有点太过。由性理返归实学，是清朝儒学最大的贡献，清初主要是学术的探讨，所以出现了顾王孙黄诸大家；清末主要是儒学在复兴中的实践与运用，所以出现了唐倭曾胡众贤俊。清朝儒学，中间盛世一段，基本不足取，主要是在草创时期，借鉴明末遗老的反思之得；在晚末时期，借鉴中兴诸大家的实践经验。
由唐而宋，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变局，宋显然不同于唐。唐朝儒家在学术上只是述古，基本没有多大建树。宋朝诸大儒横空出世，主要是经过数代努力，完成了性理之学的创制；明朝则是在两宋基础上对性理之学的普及和深化，甚至异化。清朝则是对宋明性理之学空谈误国的反思。我朝儒学，显然继承清朝儒学血泪反思的既有成果，要比废万里长征而重征军，回归唐宋要省许多九气。我也很反感清朝，也很同情清朝的儒家的不堪环境。但对清朝的儒家的艰苦探索，我不仅仅是同情，而且还有点敬佩。明末遗老们在亡国之疼中大反思所得和清末诸杰在挽救危亡中的实践所得，都是真学问，真工夫，非明儒在太平环境下思考所能比。清朝儒学，在中间盛世一段，基本一无可取。只有两头可取。前一头因文字狱而中止；后一头因西学东渐而中止。继承其硕果，而宽恕其不堪就是了。果真使明末遗老的学术，在我朝有所光大，清末诸杰的实践工夫，在我朝能建新功，则我朝儒者应该可以不负于宋明、不负于汉唐。
因为恼恨清朝禁锢导致清朝学术的长期不兴，而整体否定清初一代儒宗和清末一代豪杰的艰苦反思和探索，虽然激情豪迈，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足取。
之二:
孔子罕言性与命，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性与命，又罕言性与命。这就是儒家与佛老的差别。
儒家与佛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周易》，首卦建乾，就是主张人类要勇于实践，要自强不息。比如《中庸》提出:“明己之性，明人之性，明物之性，然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参”。儒家更重视人的社会价值，把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参为最高价值追求。
所以，有朋友问我，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人活在世上，有两件大事情要做:一者就是补气数（也就是为天地参），二者就是助民人（也就是亲民）。其实毛 Zedong思想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实际上就《大学》亲民思想的现代解释。补气数，是科学精神；助民人是为人民服务。科学发展观点，加为人民服务，就是儒家学说最完整的最现代解释。四季有寒暑，此之为气数；人造了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以人力来补天地偏差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便，是最好的补气数的例子。当然
气伏
数不止于此，补气数也不止于此。再比如
羲教人渔猎，神农教人耕稼，都是以人力补天，此便是补气数。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提高粮食单产，都属于补气数的范畴。人立天地之间而为之参，有资格、有能力、也有义务去补气数。
理学和心学，属于儒家的重要流派，但其弊端也很显而易见。比如重本轻末问题，把明明德看作务本，把参赞事业看做细末:重视务本的修炼，轻视参赞的实践科学家在历史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根本违背《大学》《中庸》以参赞事业为大归宿的基本教义的。要知道，伏羲、神农、黄帝，在历史中都是以勇于发明创造的参赞事业被尊为圣人的。大禹之所以被尊为圣人，也主要是因为他能够领导诸部落战胜水患、以人补天。
中国的圣人，显然与西方的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圣人，是教人祷告、教人乘方舟逃避。中国的圣人是教人渔猎、耕稼、建造房屋、制造车辆，领导人们治理水患、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宗教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别。大洪水可能确实存在，中西方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却完全不一样。西方关于大洪水，有着上帝惩罚人类的神话传说，中国关于大洪水，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灾害来记载的。中国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看做信史的，根据《尚书》从虞书开始，追记尧时代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史官制度很可能在舜时代已经相当完备。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又一不同的地方。
本末言之，明德致知为本；轻重言之，参赞事业为重。把本末轻重给弄颠倒了，以为人生的价值就是明明德，对于参赞事业认为是细末之事，不屑一顾，把医、农、科、技看做是奇巧淫技，把医学家、农学家、科学家看作细末之人，不学习、不礼重，这就导致了明清时期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这个教训，不能说是不深刻的。李时珍、袁隆平的价值，应该提到伏羲、神农样的高度，这样才能真正弘美儒家所倡导的补气数的科学精神。
五四运动，主要是提倡科学与民主。民主不好说，科学精神绝对没有错误。儒家历史上很少谈民主，最多谈到民本。所谓的民主，属于西方的东西。清朝末期，西学东渐，孙先生给中国引进了民主，导致了37年的民国大乱。其实，日本与中国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进行维新变法，一个走向了富强，一个却走向了分裂与战争。好象中国人很不幸。但你若仔细研究历史，你会发现，中国的维新变法和日本的维新变法是不一样的。当时日本的维新变法，是打着销藩尊王的旗帜，越变法中央集权越巩固；中国的维新变法是打着限君立宪的旗帜，越变法，中央集权越虚弱。北洋时期，看来很民主，也很热闹，中央却手里没人外面无兵、没有任何权威可言，这种情况下不动乱也不可能。
人之一身，尚且需要以心为地、以性为王，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王者领导呢？《春秋》尊王，所以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春秋》大一统，所以要反对民族分裂势力的猖狂阴谋；《春秋》
所以要反对民族分裂势力的猖狂阴谋；《春秋》攘夷，所以要抵御美日的颠覆阴谋。这些都是儒家很正统的思想，儒家的祖师爷，在政治上提倡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在经济上提倡“官田授亩＂，在人我关系上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才是未来社会的最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