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在复旦沈涵那里喝茶，中间来了一位她的朋友，搞新儒学的，师承港台的新儒学。然后闲谈了几句。他一直在狂吹港台新儒学，且否定中西哲学之相较。其曰：儒学“本就是治世的学问，不必附会外‘哲学’这个概念”。我说你这等同于是说，儒学无须深厚的义理，只需壳中藏用。其再曰，“如今风气不如古，人被不正之风所化，所以很多东西错乱颠倒，儒学可以导人向善”，这种话更没有意思。不做学问，不搞义理之流源，只讲“善”？那不如学基D教、佛教了，干嘛学儒家。并且，你说这个是善，我说那个是善，标准是什么？所以，拿导人向善说事，实在没什么说服力。其又曰：儒家的教化本身也包含了能力，从修身到治国，都有完整的理论。而且这理论不是空谈，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国家的制度思想都是从儒家来的。。。等等。于是我问他，儒家都有些啥理论？经过了哪些历史检验？历史是怎么检验的？都检验科什么理论？国家制度思想都有什么儒家理论？语塞。
最后他又跟我说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问题，说什么这都是当朝者要注意的东西。还跟我说，“你看米国目前的情况，就是缺少这些理论”。我说你逗呢？读过社会契约论吗？读过美国宪法吗？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理论谁告诉你米国缺了？不但不缺，还无比完善。覆舟思想哪个国家都有，说不定比咱们还要完善，一句“覆舟”想成一个完整理论吗？真觉得国内的高层不懂儒学、不懂诸子百家呢？真以为自己学了几天空谈的理论就能当国师。沉侵在港台新儒学的世界里闭门造车，妄图某天顿悟，立刻掌握了治国的诀窍，然后吹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感觉自己仿佛当个总理都绰绰有余一样。港台新儒家就是如此天真，天真的让人觉得可怜、觉得心疼。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单羽大大的讲话早就开始用公羊学的术语了，比如其讲话中频繁出现“更化”这个词、以及“衰乱之世”、“升平之世”，这都是是三世说中的术语。战略层的文化研究是很精要的，永远不要以为自己读几天书，研究几天学术，就把自己当成“一代思想大家”了。中国文人自古就是修的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今天亦然，真正的文化思想大家都在顶层核心周围，比我们这些野路子可强太多了。
儒家伦理，状似水的圈层和波纹，一层层向外漾开，内圣的“格致”是正中心，以至于漾到外王的“平天下”。《春秋》的核心政治思想，就是大一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儒家经学经过汉儒的发展，相当系统化了，实际也吸收了各家的内容，包括法术刑名，以此形成中国的古典政治学。
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即在《举贤良对策》中将儒家经义与一时的社会需要结合，吸收各家精要，创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并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实践上以宗法思想杂以阴阳五行说，贯通神权、君权、父权，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所谓的“奇技淫巧”皆绝，但这也是时学，契合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庄子骈拇篇，以仁义比五藏，与子思学派心性说相近。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五藏仁义并提。荀子骂子思与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思孟之学，以众人生理相通来论证众人心性相通，汉字“生”字字义，具二重性，在先秦既可指生物的肉体，又可指心性，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
陈寅恪曰，“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应具备了解之同情，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话我深以为然。所以做儒学的心性论，必须先要回答何为良心的问题。现在对于牟宗三的一种批判，就是他对良心本心的认识过于陈旧。首先要通过生命体验体悟到良心的存在，明明白白，不能仅将其视为文字上的符号，或理论上的共相。其次，理论上，新儒家一般解释为来自人作为一种生物的先天禀赋，叫作“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另一种说法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称为“伦理心境”，此为杨泽波的观点，这一分界，实际上延续了孟荀的争端。
公羊儒的玩法，基本上就是“自设条例”。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用解估的方式阐述治世之要务。譬如董仲舒之后，著《公羊解访》和《解估》的何休，即试图挽救东汉衰败之时局，揭示桓灵君权旁落、宦官专正的现状，主张选贤与能及轻摇薄赋，反对豪强兼并土地与搜刮民财。这种汉唐经学至后世一时隐没，直到公羊学被康有为拿出来论证变法。这种学术方式，一是承袭先师的条例，二是串解畅通经文之后提出新的条例，即“找依据”，保证文化及政治道统的连贯性。
文化复兴，也不可能会是儒家承担起来，除非儒家能再变通。而儒家在当下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处于“后现代”，因为这是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意在摧毁任何一种建立形而上学的企图。“形而上学”即指所谓的“纯粹哲学”，为一切存在者寻求最终的根据。
海德格尔提出的区分，是“存在论区别”，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存在（Sein），存在者（Seiendes）。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分，那就是“存在”（sein）与“生存”（Existenz）。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和“存在”毕竟并不是一回是事，所以才有抛弃“生存进路”的后期转向。
但在儒家思想中，区别于“生存”的那个所谓的“存在”本身，完全没有意义，生活、生存即是存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在孔孟之后，基本属于被解构的形而上学儒学。回到孔孟，等同于现象学强调本源的生活感悟，从本源的生活感悟上重构儒学。而实际上，重构儒学，儒学搞概念化、对象化，反而是儒学的劣势。孔子真正的牛逼，是牛逼在他不纯粹且不完备。近现代的儒家非要把它纯粹哲学化、知识化，那是班门弄斧，用西哲的方法论把义理系统整理出来，结果就是差一大截，此为伪中国哲学。例如牟宗三在儒家心性之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便如邓晓芒给的定义，倒回了前康德时代的独断论，当然，邓晓芒的这一批评也充满了西哲话语。牟宗三，一方面看到良心本心在儒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又受到西方感性理性两分以及本体论的影响，不自觉地认为道德根据只能有一个。牟宗三判定朱子为旁出，一个重要理由是批评朱子是道德他律，于是归于象山、阳明。因为在他看来，朱子一系不以良心本心讲道德，其学理来自《大学》，是以知识讲道德，牟宗三，就是一个“伪中国哲学”的典型。
最相似的就是宋明理学，受到佛教冲击，开始范畴化地思考问题。但形而上学时代已经过去，再倒回去讲其实没有意义了。而胡塞尔的现象学态度与原始儒学具有一种内在联系：他认为是古希腊传统的失落，使得人们日渐远离了世界作为整体的意义所在。不仅是儒学，有许多西方马哲研究者也说，唯独具备现象学视域，才能研究马哲。因为这种对“存在论的悬搁”，这种范式的转化，在西方哲学中也是一种回归。譬如胡塞尔说“真实的明证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的也有多远”，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我一直认为儒学可以复兴，但要有大量的文艺作品作基础，这比出大量的学术著作好使，你得在现代扩展生活源始经验的场景化的阐释，要涌现一批具有现实性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记录真实生活的作品，要让一般人重新体验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以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大家，最后等同于把目光绕回到文学中去。
刚才点了儒家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在否定儒家，而是说港台新儒家抱残守缺那一套，根本不适用于今天。往大点说，儒家要重新体现时代精神，就要回到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的涵义中去，因为孔子不是恪守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对旧制度进行损益变革，如此才构建出垂于万世之纲，因此，要回到儒学政治精神本来就讲变通的面貌中去。例如“内外学说”，或者叫夷夏说，在当今，该怎样延伸解读呢？实际上这是个外交理论。按公羊学，将世界分成中国、诸夏和夷狄三个层次，这种关系其实经常性体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二战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带着一帮盟国，争夺世界霸权，在这里，苏、美就相当于“中国”，盟国就相当于同文同种的“诸夏”，各自把对方视为夷狄，这是一种文明冲突论。以前，讲第三世界是盟友，大多是亚非拉国家，如果按照公羊学，就要找诸夏圈，诸夏圈哪里找呢？一定要在同文同种的盟国里找，因此就更重视东亚日韩朝的关系。人文化成，圈层扩大，一个逐步同化的过程。再例如《公羊传》的伦理判断系统。庄公四年，谈及纪国为齐国所灭，春秋笔法不直书而写成“纪侯大去其国”，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因为灭纪国的齐襄公是贤者，要为贤者讳。而这个贤者是什么意思呢？根本原因是，齐襄公的先祖为纪国侯，死于当时的周天子，在此，《公羊传》给这个事件做了一个正义性的判断，即“九世犹可复仇乎？”，答曰：“虽百世可也。”这是公羊的大复仇理论，中华法系的伦理基础，最体现大复仇的原儒精神，即所谓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如孟子言“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原儒这样推导下去，即天属的父子若无过而被诛，则义殆也，而《公羊传》更进一步的判断，即君主违“大义”，则臣子亦可行其道，君王之仇可复，君王之恶可诛，这即是“覆舟”的政治学实践。这也体现儒家的社会哲学：即血亲，宗族观，忠君，在此基础上建构以大义大仁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圈层构建，“大复仇”在这里依然做了很多底线，即：义朋不可相护；冤冤不可相报无尽。因为“宗族”属于社会基本单元，不可杀绝。那么原儒立法的这种公正观，和大一统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在《礼记》中，对于大复仇的说法已经被调和了，“君王不义可诛“，这一条被搁置了，汉儒调和的方式，是否定庶民和一般臣子对君王之“不义”判断之权，将原儒理论的行使权局限在汉宗室。在中国历史中，礼法冲突始终是一个主要矛盾，如果复仇案件被判刑，如张扣扣事件，在古代极有可能被认为“法家意味浓厚”，从而被看作是酷吏。
现在的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基本都是熊十力的弟子，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吸纳西方哲学，接续宋明理学，重建儒家成德之学，即所谓的“内圣之学”，同时，以中国传统儒学来接纳、吸收、包容五四以来所强调的“科学”、“冥煮”、“自由”等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他们批判港台新儒家，认为他们最主要的缺陷，是在“外王之学”上，即政治学说上，完全接受了西方“冥煮”、“自由”的价值观念，而大陆新儒家，主张应该努力去设计或者成就一种最能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政体，而为了实现王道理想，应该超越宋明理学，回到两汉经学，尤其是公羊经学，因此，港台新儒家的路线，延续道学、四书、宋明理学、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延续汉唐、经学、五经、公羊学、政治儒学（董仲舒、康有为），具体而富有制度性，一边重内圣，一边重外王。但港台新儒家包括现在内地一些不研儒学义理、只崇拜儒家制度的那种搞法，就求死之路。
先秦儒道之哲思，并不逊色于古希腊诸哲。中国薄弱的是方法论，从汉代王充等人的方法论到王夫之、方以智，方法论都在原地踏步。中国哲学，是中西比较的产物，这个的确没必要提，但如果说中国可以完全抛弃对本体的寻求，中国人只是实用主义，此外没有任何思想，那也是不对的。